1、
华晨集团原董事长受贿1.33亿
5月6日，根据辽宁省纪委监委发布的“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开展营商环境监督行动情况通报”显示，原华晨集团董事长祁玉民，从1995年至2019年，利用职务便利，在借用资金、承揽业务、取得经营销售权等方面先后为39人谋取利益，收受财物折合共计1.33亿余元。
“有钱的开宝马，没钱的开中华，想赚钱的开金杯。”这句名言就是出自祁玉民之口。
祁玉民在成为华晨集团董事长之前，经历可非等闲。历任大连重型机器厂经济计划处处长；大连重工集团董事长；在2004年，他还担任了大连市的副市长。
2005年，祁玉民接棒华晨集团董事长之职，一直干到了2019年退休，掌管华晨13年。
在祁玉民退休后不久，华晨集团接连被曝出惊天债务违约和破产重整裁定。
2020年11月20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债权人对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重整申请，标志着这家车企正式进入破产重整程序。
而这不过是因为一项10亿元人民币的债务到期未能兑付，就让这家曾经最风光的国企宣告破产重组。
让人感叹这是“得个感冒就进太平间”。
2021年10月，华晨汽车制造的所有股份被“宝马”的全资子公司“宝马中国”收购，用16.33亿元买走了“中华”汽车。
十几年前，华晨集团曾经与宝马公司在沈阳合资成立了“华晨宝马”，一度成为宝马全球规模最大的生产基地。
2019年，华晨集团将“华晨宝马”25%的股份卖给了宝马公司，让宝马成为了中国唯一一家合资车企中，拥有多数股权的外国公司。而到了如今，华晨集团左支右绌，步履维艰，竟然把“中华”汽车也卖给了宝马。
这些年来，华晨集团究竟是经历了什么？
2、
曾经风光的国企
华晨集团，曾经也是一家风光无限的国企。
它的旗下拥有“金杯”、“中华”、“华颂”三大自主汽车品牌，还有“华晨宝马”、“华晨雷诺“两个合资汽车品牌。员工4.7万人，总资产接近2000亿元。
1992年7月，金杯汽车A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同年10月，华晨公司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这是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的第一家公司，也是在海外上市的第一家公司。
华晨的美国的成功上市，在当时的中国乃至世界都引来了高度关注。那是1992年，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关键节点。在坚定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不动摇”这项国策之后，终于有中国的企业走向国际舞台，融入国际规则，为后来大量赴海外上市的中国企业做了先驱。
1999年10月，华晨中国又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成功上市。
2002年，“中华”汽车上市，成为中国市场上唯一与国际品牌抗衡的中档国产轿车。
这些都是华晨集团曾经的高光时刻。
细心的朋友可能发现了，这些辉煌都发生在祁玉民接棒华晨之前。
那在祁玉民之前，是谁带领着华晨取得这些成绩的呢？
这就不得不说到一位多年前在中国商界叱咤风云的传奇人物——仰融。
仰融，原名仰勇，1957年出生于江苏江阴市。
他参过军，负伤后转业分配到了外经贸机构工作。这的经历，让他开拓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也燃起了他的野心。他给自己改名为仰融，或许就是立志从事金融投资事业的意思吧。
也是在这个时期，仰融遇到了生命中的第一个贵人，同样来自江苏的徐文通。徐是华银国际信托公司的董事长，是徐把仰融这位小老乡一手带进了金融行业。
在徐的指点和帮助下，仰融拿着借来的400万跑到香港，开了一个财务公司，专门做拆借资金业务。据说他的第一桶金就是这么来的。
不管这是不是仰融真实的“第一桶金”来源，但是在香港发展仅仅几年后，1991年，他来到沈阳，以1200万美元买下了一家经营困难，面临倒闭的国有汽车企业40%的股份。这便是后来的“金杯汽车”。
仰融的1200万美元是哪里来的？那当然是借来的。别忘了，他在香港做的就是资金拆解的业务，他的背后还有华银的大佬徐文通。
所以后来江湖流传一句话，仰融是“借别人的钱，造自己的车”。
但这就是资本运作，这就是仰融的本事。而且在他成为“金杯汽车”最大股东之后，确实创造了一系列令人惊叹的商业奇迹。
他一手策划了华晨公司赴美国上市，可以说创造了一个新的历史。而他的这一套操作，也成为后来中国企业赴海外上市学习的必修课。
仰融用香港注册的华博财务公司的名义，在百慕大注册了“华晨中国”，通过股权换购，将金杯汽车51%的股份归到了“华晨中国”的名下，达到了美国上市的要求。这种通过注册一个海外的“壳公司”，专门为国内公司海外上市服务的操作，开创了所谓的“VIE”架构模式。
融资做得风生水起，实际的业务开展也是毫不含糊。从1996年起，金杯客车每年的销售以50%速率增长，连续多年占据轻客市场销量第一，2000年，金杯客车销售额达70亿元人民币，利润仅次于上海大众和一汽大众。
2002年，华晨旗下已经拥有了5家上市公司，总市值一度达到240多亿元，仰融也以70亿人民币的资产排名当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第三名。
那是华晨和仰融最风光的几年。
不久之后，一场风波让仰融失去了华晨集团的控制权，他本人也不得不流亡海外。
事情的起因，是在2003年，华晨汽车在英国宣布与罗孚汽车合资，仰融提出了将罗孚汽车的生产基地搬到宁波的计划。
这种行为，在当时的辽宁省政府看来，就是在掏空华晨汽车，让华晨汽车为外省的项目输血。
就在华晨汽车和罗浮汽车宣布合资的一个星期之后，辽宁省紧急成立接收华晨资产工作小组开始全面清查核查、接收华晨资产，确立了华晨资产归属于国企，并对跑到美国的仰融发出了通缉令。
仰融出走之后，华晨集团暂时交给了公司的四名高管吴小安、苏强、洪星、何涛共同掌管，结果只干了两年，公司业绩不断下滑，四个人都选择了辞职，辞职前还都抛售了公司的股票。
此后，华晨集团的管理权交给了“临危受命”的祁玉民。
3、
风光不再，现状令人唏嘘
一开始，祁玉民干得还是不错的。
他在三年的时间里，将华晨汽车扭亏为盈。他的主要策略就是降价。将华晨的自主品牌车型价格下调，其中中华尊驰最高下调了4万元。
在扭亏为盈之后，他开始对造车有了新的想法，他曾说：“我梦想有一个产品，它的底盘是保时捷调校的；它的造型、内外饰是意大利搞的；它的发动机是和宝马合作的。三大资源一整合，是不是一个好车就出来了？”
这就是祁玉民被人说到最多的“拿来主义”。
祁玉民并没有让华晨汽车加大投入到技术研发中，而是依赖“拿来主义”，自始至终缺失底盘和发动机核心技术。虽然一直用“宝马发动机”作为营销噱头，但随着国内车企加大自主研发投入，华晨却始终缺乏自主研发能力，最终被市场边缘化。
多年来，华晨汽车还能够苦苦支撑，靠的是“华晨宝马”这个最大的来钱源头。根据华晨集团的财报数据，从2015到2019年，华晨中国剔除华晨宝马利润分成后的亏损分别为5.4亿元、6亿元、8.6亿元、4.2亿元和10.64亿元。
在祁玉民当董事长的最后一年，“华晨宝马”这个最大的来钱源头，也把25%的股份卖给了宝马，失去了最大的控制权。
再后来，就是华晨集团因为10亿元的债务违约，被宣布破产重组了。
祁玉民“进去了”，而仰融却在前几年回来了。如今正在鼓捣自己的“正道汽车”，所谓“人间正道是沧桑”。
看着他们的故事，看着这家曾经无限风光的国企走到今天，真是令人嘘唏不已。
